中拼命狂奔，腿脚和胳膊都被划破了。我跑到了一条穿越这座小城市的河边，扭头看到他们已经跑到了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。我来不及多想，一头扑进小河中。

　　小河的水很深，一下子没过了我的头顶。后来，我才听说，这条小河每年都有人淹死q/q。我的游泳技术一般，可是那时候我很清醒，只要他们不下水，我就能保证安全。我努力游了十几米远，回头看到他们站在岸边跳着脚叫骂，可能他们都不会游泳，也可能他们会游泳，但没有勇气跳进冰冷的河水里。

　　我继续向前游着。他们在河边站立了几分钟后，就气急败坏地离开了。远处划来了一条船，是打捞河面漂浮物的小木船。木船划到了我的身边，我爬上木船，对惊愕的船夫说：“不小心掉到了河里。”

　　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被人追杀，后来，我被人追杀了很多次，都比今天要惊险得多。

　　我不知道这三个男子是我在哪一次采访中得罪的人，有可能是代孕公司，也有可能是以前暗访中的黑社会酒吧，还有可能是另外哪篇稿件得罪了哪个人物。小城市关系错综复杂，踩一脚狗屎，就会得罪了狗，狗mark./mark主人也不满意。如果稍有不慎，就会惹来大麻烦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在床上睡了一天，不敢出门。我担心他们会在报社的周边活动，伺机报复我。我想报警，但是又没有任何证据。然而，我最担心的，是我用了几年的数字传呼机，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奢侈品，也是我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方式。尽管我已经工作将近两年了，但是我对上千元的一部手机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。

　　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的背包是防水的，我把传呼机外面的水揩干，放在太阳下晒晒，又能使用了。

　　第三天，我又去采访了，这次是要去一个乡镇。

　　我采访一个收藏了各种各样各个时期的结婚证的人。

　　刚走到乡镇的街道上，传呼突然响了，一看，是报社的电话号码。我找到公用电话亭回过去，是社长办公室的电话，电话那边一个男子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我说我正在采访。他说：“你不要采访了，马上回来。”

　　我预感到大事不好，可能是代孕妈妈的事情，也可能是那家海鲜酒楼的事情。这些天里，海鲜酒楼就像一颗揣在怀中的定时炸弹，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爆炸。

　　我心情沉重地登上了回小城市的汽车，先走进了副总编的办公室探寻消息。在这家报社里，副总编是唯一赏识我的人。副总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神情憔悴，他说：“昨晚我一直找人谈，想把你留住，但是留不住了，上面不同意。没办法。”

　　我知道副总编所说的上面是指谁，我径直走向社长办公室，这是我在这家县级报社工作两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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